守节，旧时传统婚俗之一。指坚守节操，不做非礼的事；妇女在封建礼教束缚下，能守所谓“贞节”。见《汉书·五行志上》：“宋恭公卒，伯姬幽居守节三十余年。”

1. [preserve chastity after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]∶信守名分，保持节操。特指妇女在丈夫死后不再嫁或未婚夫死后终身不嫁。

2. [be devoted to duty]∶遵守规则,忠于职守。

君既为府吏,守节情不移。——《玉台新咏·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

1、坚守节操。

《左传·成公十五年》：“圣达节，次守节，下失节。”

《逸周书·谥法》：“清白守节曰贞。”

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：“(周亚夫)足己而不学，守节不逊，终以穷困。悲夫！”

唐韩愈 《论孔戣致仕状》：“ 戣 为人守节清苦，议论平正。”

宋 吴坰 《五总志》：“守节固穷匪易事，铁中谁许鬭铮铮。”

2、谨守礼节，能尽妇道。

《韩诗外传》卷一：“夫《行露》之人许嫁矣，然而未往也。见一物不具，一礼不备，守节贞理，守死不往，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。”

《后汉书·列女传·曹世叔妻》：“清闲贞静，守节整齐，行己有耻，动静有法，是谓妇德。”

《旧唐书·列女传·楚王灵龟妃上官氏》：“丈夫以义烈标名，妇人以守节为行。”

3、旧指寡妇不再嫁。

《汉书·五行志上》：“ 董仲舒 以为 伯姬 如 宋 五年， 宋恭公 卒， 伯姬 幽居守节三十馀年，又忧伤国家之患祸，积阴生阳，故火生灾也。”

宋 欧阳修 《泷冈阡表》：“ 修 不幸，生四岁而孤，太夫人守节自誓，居穷自力於衣食。”

《红楼梦》第四九回：“ 贾母、 王夫人 等因素喜 李纨 贤惠，且年轻守节，令人敬服。”

阮章竞 《漳河水》诗：“有意守节心难下，俺娘劝我另改嫁.”

守节，指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要“从一而终”、“一女不适二夫”,即丈夫死后妻子不再改嫁。旧时指不改变节操，特指妇女受封建宗法的强制或封建道德观念的影响，在丈夫死后不再结婚或未婚夫死后终身不结婚。夫死后，立志不嫁，坚守贞操，抚育子女，直到老死就是守节的行为，这样的妇女称为“节妇”。儒家礼教对妇女“从一而终”的要求，不但丈夫生前贞节，死后还要守节。表彰贞妇始于汉宣帝，但真正成为习俗是理学提倡和官方表彰的结果。理学家认为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寡妇改嫁就是失节。元明两朝特别鼓励殉烈，清代更重视寡妇守节抚养幼孤侍奉公婆，表彰节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。表彰守节给家族带来荣誉，却给妇女带来痛苦。

“九嶷山上白云飞，帝子乘风下翠微。斑竹一枝千滴泪，红霞万朵百重衣。”这是毛泽东在《七律·答友人》一诗中的名句，说的是一个古代的故事：唐尧将他的两个女儿娥皇、女英嫁给虞舜，后舜外出巡视，死于苍梧，她们二人赶到南方，哭得死去活来，泪染竹子成斑，因称斑竹或潇湘竹。后来她们二人俱投江而死。《列女传》、《博物志》、《述异志》等俱有记述。过去许多人认为娥皇、女英二人自杀是忠于爱情的表现，实际上，这是中国建立起夫权社会后，妻子为夫殉节的一个反映。

位于甘肃、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、齐家文化和位于山东、苏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，都先后发掘出有夫妻或大人小孩合葬墓，往往是一次葬。这些都是属于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的文化。恩格斯在《费尔巴哈》一文中提到所有制的起源时说：“它的萌芽和原始状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，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，家庭中的奴隶制(诚然，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)是最早的所有制。”上述马家窑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属于原始社会后期，在那里发现夫妻合葬墓正是以丈夫为中心、妻子是丈夫的奴隶的证明。

由此，产生了妇女的守节、殉节的观念。妻子为了表明自己是属于丈夫的，要永远忠诚于丈夫，丈夫死了也要跟着去，这就是殉节。

这种思想，后人又大加宣扬。《周易》：“妇女贞洁，从一而终。”《礼记》：“一与之齐，终身不改。”《仪礼》：“夫者，妻之天也。”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妻为逃嫁，子不得母。”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：“妇无二适之文”，“天固不可逃，夫固不可离”，等等。

妇女为夫守节、殉节有两种：一种是帝王、贵族、大官僚死后，其妻、妾、宫女、侍婢守节或殉节，这是被逼的；另一种是妇女受封建道德观念毒害，在当时社会舆论及社会风气影响下，“自愿”守节或殉节的。本文主要探讨后者。

中国自从夏、商王朝以后，人们就逐渐形成臣、子、妻要服从君、父、夫的观念。到了战国后期，集法家大成的韩非对此加以理论化，他在《忠孝》篇中说：“臣事君、子事父、妻事夫，三者顺则天下治，三者逆则天下乱，此天下之常道也。”他甚至说：“汤武为人臣，而弑其主，刑其尸，而天下誉之，此天下所以不治者也。”就是说，虽然像桀、纣一类的暴君，臣子也要绝对服从。同理，虽然丈夫不好，妻子也要绝对服从。他的这套理论，深得秦始皇赞赏，《史记·老庄韩非列传》记载：秦王看了韩非的著作后，叹道：“嗟乎！寡人得见此人，与之游，死不恨矣。”

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以后，儒学占了垄断地位。封建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，对儒学进行改造。韩非的理论被董仲舒系统化为“三纲”：即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妇女要为夫守节甚至殉夫的思想逐渐抬头，汉代刘向的《列女传》、班昭的《女诫》、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等鼓吹妇女要“三从四德”、“妇无二适”，并专门表彰了一批为丈夫殉节的“烈女”。从此，妻妾为丈夫殉节，成为妇女的“美德”，受到旌表。

唐代才女宋若莘在其所著的《女论语》中大讲妇女要“贞节柔顺”，提倡妇女“出必掩面，窥必藏形”，并且特辟一章，专谈守节。

宋儒程颢、程颐和朱熹所创立的道学(理学)更把“三纲”抬升为天地间永恒的天理，人们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”。程颢说：“人心，私欲，故危殆；道心，天理，故精微，无私欲，则天理明矣。”(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十四)他们要求人们革尽人欲，复尽天理。寡妇要再嫁吗？这是私欲，当然要灭绝。因此，“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极大”，即使死，也不能改嫁。对此，清儒戴震指出：“人之饥寒号呼，男女哀怨，以至垂死冀生，无非人欲。”这些都是违反“天理”(三纲)的，因此，也是要灭绝的。这就是所谓“以理杀人”。

这种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，但在明代以前，也只是一般的道德说教，并不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。

妇女是否要为夫守节、殉节，还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。例如：《诗经》中的许多爱情诗表明，男女可自由恋爱，女子可以自由选择，这是“诗经时代”(一般认为是从西周到春秋中期)原始共产社会群婚制残余的反映；唐太宗曾下诏鼓励鳏夫寡妇再婚，则是受鲜卑族的影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。另外，历代最高统治者对此问题的不同态度也十分重要。因此历代对这问题有不同的表现，有过起伏变化，但总的趋势是由逐渐宽松到明清以后逐渐严格、僵硬，受封建思想毒害而牺牲的妇女越来越多。

孔子编的《诗经》收入许多爱情诗，大体上可反映“诗经时代”某些地方人们恋爱婚姻的观念。例如《郑风·褰裳》：“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溱，子不我思，岂无他人？”看来，男女自由恋爱，女方可以自由选择，妇女要守节的观念还相当淡薄。《诗序》在评论《风·桑中》时也承认，卫宣公之时，“公室淫 乱，男女相奔，世族在位，相窃妻妾”。贵族私奔的事，史不绝书，就连孔子自己，也是男女野合而生的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：孔子之父叔梁纥“与颜氏野合而生孔子”，后来孔子也没有因此而受社会歧视。

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的“三纲”思想，但在统治者看来，最主要的是“君为臣纲”，即臣民要绝对忠于君主，至于妻子是否要为夫守节，则是次要的。因此，汉代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宽松的。著名的例子如：汉武帝的姑姑冶陶长公主刘嫖的丈夫死了以后，到了50多岁，还和比她年轻30多岁的家僮董偃结成“忘年之恋”，汉武帝不但默许这种关系，还赐董“见尊不名”，称“主人翁”的待遇，给董大量赏赐。

汉武帝的姐姐阳信长公主成寡妇之后，再由武帝下诏，嫁给大将军卫青。汉宣帝长女敬武长公主嫁了3次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，在胜利以前的艰难环境中，曾得到他的姐姐刘黄(后被封为湖阳长公主)的大力帮助。刘黄作寡妇后，愿意再嫁给大臣宋弘，光武帝亲自作媒，宋说：“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虽为宋婉拒，婚没有结成，但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。汉末名儒蔡邕之女蔡琰(蔡文姬)，初嫁卫仲道，卫死，她为匈奴所掳，嫁左贤王，生二子，后为曹操以重金赎回，再嫁给董祀。这些事例说明，寡妇再嫁，是社会所容许的。

唐代更加宽松。贞观元年，唐太宗曾下诏：“男年二十，女年十五以上，及妻丧达制之后，孀居丧服已除，必须申以婚媾，令其合好。”由皇帝下诏，鼓励鳏夫寡妇再婚，原因可能有二：其一，因连年战乱，人口大量丧失，缺乏劳动力，严重影响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，因此鼓励婚嫁和再婚；其次，可能与李氏先世出身于关陇军事集团，受鲜卑族影响有关。正如朱熹所说：李氏政权“源流出于夷狄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一六)。李氏皇族的妇女自己就带头，如唐高祖李渊的女儿长广公主初嫁赵慈景，赵战死，在高祖主持下，再嫁给杨师道；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女襄城公主，初嫁萧锐，萧死后，再嫁姜简。

统计唐代共有公主221人，再嫁者23人，三嫁者3人。皇室尚且如此，民间就更多。

有人认为，宋代兴起程朱理学，特别在南宋，改嫁的不会很多，但实际上，宋代改嫁的并不少。据《元典章》卷十八记载：宋代直至元代，“妇女夫亡守节者甚少，改嫁者历历有之”，及至“齐衰之泪未干，花烛之筵复盛”。北宋名臣范仲淹的母亲再嫁朱氏，范“不以为讳”，并且对于继父“养育之恩，常思报之”，请求朝廷赐他官职，死时“葬之”，死后“每岁别为飨祭”(朱熹：《五朝名臣言行录·参政范文正公仲淹》)。

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初娶妻唐婉，因不见容于陆母，被迫离异，唐再嫁给赵士程，赵是宋宗室，不因唐再嫁而拒婚。南宋孝宗期间，有位妇女，先嫁单氏，生单夔，又嫁耿氏，生耿延年，后来两个儿子都做了高官，在她死时，两子“争葬其母”，孝宗知道后，深为他们的孝心感动，出来调停说：“二子之争，朕为办之。”皇上居然为一位再嫁妇女亲自主持葬礼，“衣冠至今传为美谈”(张瑞义：《贵耳集》卷下)。这说明当时在法律上妇女有离婚、再嫁的权利，皇帝是尊重的。

程朱道学并不是朝廷的官方统治哲学，并没有垄断的地位。宋代学派林立，各行其是，互不相让，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·经部总叙》所称，当时，“各自论说，不相统摄”，“学脉旁分，攀缘日众”。

总的来说，程朱道学“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极大”的思想，对明以后有很大影响，但在宋代，影响并不十分严重。

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是贫民出身，但他当上皇帝以后，皇权专制思想却十分严重。据吴晗《朱元璋传》：洪武三年，当他读到《孟子》书上有明显的对君主不客气的话时，大发脾气说：“使此老(孟子)在今日宁得免耶？”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。洪武二十七年，又命人编《孟子节文》，把《孟子》书中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等85条删去，只剩170多条，刻印颁行全国学校，所删去的部分，“课士不以命题，科举不以取士”。朱元璋大力提倡“三纲”，据“夫为妻纲”的原则，他曾下令：“民间寡妇，三十以前，夫亡守节，五十以后不改制者，旌表门闾，免除本家差役。”在皇帝亲自倡导下，守节之风大盛，到处竖立起旌表贞节牌坊。夫死妻妾殉葬之风也复起，朱元璋自己作出榜样，他死之后，有40个妃嫔殉葬。(《万历野获编》)

据统计，为夫殉节的烈女，《新唐书》记载唐代仅47人；《宋史》记载宋代为43人；而《明史·烈女传》记载为276人，而且这只是“存其什一”，未入传者，不可胜计。至于“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”，更是“不下万余人”。

清代继承明代的传统，再加上满人入关以前，就有人殉的恶习，因此，妇女殉节的风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据《山西通志·烈女录》不完全统计，该省贞烈之女，在元代以前仅有几人，元代增至25人，明代突增至677人，清代(从顺治到光绪)更上升到1830人。又据《福建通志·列女传》不完全统计，该省唐至宋殉节者26人，元代12人，明代猛增至679人，清代更高达5603人。越来越多的妇女，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。

这种情况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。

清·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第四十八回：腐儒王玉辉的女婿死了，他的女儿要殉节，他不但不劝阻，反而说：“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情，我难道反拦阻你？”女儿绝食死了以后，他不但不伤心，反而说：女儿“而今已是成了仙了……死的好！死的好！”大笑着出门去。官府衙门和邻里的人纷纷来祭奠，在门前立起贞节牌坊，阖县的乡绅都穿着公服送烈女入祠，祭了一天，在明伦堂摆席，请王玉辉上座，说他生了这样好女儿，为伦纪生色，云云。

这段生动的描述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。

再看《红楼梦》第十三回，秦可卿死了以后，她的丫环瑞珠也触柱而亡，这就是殉主了。在高鹗所续的《红楼梦》第一百二十回中，宝玉出家以后，曾经和宝玉“试云雨情”的大丫环袭人几次想殉节，但又想道：“我若死在这里(指贾府)，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坏了，我该死在家里才是。”袭人怀着必死的决心，“到了哥哥家，细想起来，哥哥办事不错，若是死在哥哥家里，岂不又害了哥哥呢？”千思万想，左右为难。后来嫁到蒋玉函家，看见蒋玉函温柔体贴，袭人又舍不得死了。

因袭人没有为宝玉殉节，高鹗贬道：“此袭人之所以在又副册也。”其实，在第五回中，曹雪芹是根据大观园女儿们的身份，而不是根据她们的伦理表现分别编入正册、副册、又副册的。正册的都是主子，又副册的都是丫环，如晴雯，曹雪芹给她很高的评价，但因她是丫环，也和袭人一样在又副册。这说明高鹗的封建贞节观念很深，而且没有读懂曹雪芹的前八十回。

高鹗接着又叹道：“正是前人过那桃花庙的诗上说道：‘千古艰难惟一死，伤心岂独息夫人。’”息夫人是东周时息国国君的夫人，姓妫，楚灭息，她被楚文王掳去为妾，生二子，却始终不同楚王说话，问其故，答道：“吾一妇人而事二夫，纵弗能死，又奚言？”(此事见《左传》庄公十四年)汉代刘向在《列女传》中说她后来又见到息君，终于自杀了。这个故事宣扬丈夫死后，妻子不应改嫁，应当自杀，与高鹗的观点相同。这里所引的诗句见清初邓汉仪所作《题息夫人庙》，息夫人又称桃花夫人，桃花庙即息夫人庙。